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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的一条微博：中国高等教育学府正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被网友在短时间内转发14705次，评论9288次。
我们不得不问，当今中国社会危机四伏，政府公信度惨遭质疑，连象牙塔(大学校园)这一普遍意义上的道德高地都已失守。谁触动了我们的道德底线？
5月下旬，位于伦敦金融城核心地段的圣保罗大教堂举行了一场关于金钱与道德的辩论。在此之前，上百名“占领伦敦交易所”的抗议者曾在这座大教堂门前安营扎寨数月之久。它山之石，或可以攻玉。
这场哈佛大学教授Michael Sandel领衔的公开辩论，主题为“钱买不了的东西：市场机制的道德局限性”。
这位凭借哈佛公开课Justice声名远扬的教授，面向1800名左右的听众——其中绝大多数是金融业从业者或者未来渴望加入金融业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学生——公然发问：“一个可以买卖任何东西的社会是否有问题”？
问题接二连三地被抛向听众：“学校或家长为了鼓励学生读书，是不是可以采取经济手段作为激励机制？”，“英国肥胖症患者渐增，NHS（英国国民医保）是不是可以采用经济手段敦促这些人减肥，比如按减去的公斤数给钱？”
辩论会的形式可圈可点。第一，主办方声称把这次公开辩论的地点定在圣保罗大教堂是为了让人们感受“信仰，道德和市场的交互作用”。的确，在高耸空灵的教堂内，当主讲人的声音伴着自己的回声一并响起时，多数人不由得开始跟着他的思路，考量起金钱在生命中的作用。
第二，辩论中的一些吸引人的话题来源于现场听众的提问。新媒体工具在辩论过程中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比如，收集大家感兴趣的话题；及时分享互动结果等。
第三，公开辩论只是引子，主办方将在活动后寻找影响英国公众生活的100位知名人士，询问他们对辩论引出的两个重要问题的看法。问题1：什么是钱买不来的，如果买不来，你将怎样得到它？问题2：你认为钱能换来，却不应该用钱来交易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主办方承诺，名人的回复将被上传到主办方官网，其他的社交网站，比如Facebook，Twitter等，也将同时发布这些消息，以方便大众持久地参与讨论。我在活动结束后当晚，在Facebook上看到有关这次公开辩论的第一条消息。短短24小时内，已经有100多个人回复了这条消息。
主办方的动机不言自明，毕竟前一段时间和“占领华尔街”类似的占领抗议活动就发生在圣保罗教堂门外，但两个协办方－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企鹅出版社－的立场在此次活动中却显得十分微妙。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是金融城最大的人力资源供应者之一。在今年全英大学指南（The Complete University Guide）的排名中，LSE被史无前例地列在第二，位置甚至超过了牛津大学。细读其排名上升的原因却不免让人大跌眼镜：作为一个高等教育学府，LSE排名上升不是因为学生满意度增高，不是因为教学水平提升，也不是因为研究能力增强，而是因为在经济不景气的条件下，其毕业生由于专业对口缘故，更容易在伦敦城的金融，法律，会计等相关机构中谋求到一份工作。
简言之，就是LSE毕业生薪资水平的上升换来了学校排名的上升。按照这个表面上看似“双嬴”的逻辑，LSE应该感谢金融城间接抬高了学校声誉，金融城也应该鼓励LSE继续培养它所需要的泛金融型人才。但对这两者关系探讨，至少在此次公开辩论中，是求分而不求合的。当辩论逐渐深入时，很多人质疑市场机制到底是解决经济问题的手段，还是问题的制造者？同时，大家也开始思索像LSE这样的高等教育机构到底在强化市场机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又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企鹅(Penguin)出版社因为出版了与辩论会同名的，由Michael Sandel撰写的新书。辩论会结束后，其他的演讲人，包括前伍斯特主教（Bishop of Worcester）Peter Selby，BBC财经编辑Stephanie Flanders，LSE社会政策教授Julian Le Grand等都留在原地和热情的听众们继续交换意见。唯独不见踪影的，却是吸引了很多人慕名而来的主讲人。我四处环视，在一个角落里看到了Sandel教授，此时他已经坐在一张桌子前，做好了签名售书的准备。随后长长的签售队伍开始形成，Sandel教授和每一个买了他新书的人握手，签名，寒暄，合影等。
如果新书的题目不是“钱买不了的东西”，也许我的心里还不会因为反差太大而留下一个深深的叹号：这位5分钟前，还在台上强调市场机制的局限性导致公共讨论缺失的教授，5分钟后，却不得不适应市场机制的要求，远离教堂那一端如火如荼的公共讨论区，专下心来为出版社‘分忧’！
“道德”究竟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又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改变一个社会的道德现状呢？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在不同人的眼里肯定有着不一样的答案。历史学家也许会罗列史实，尽数中国人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及其演变过程。社会学家也许会针砭时弊，分析社会现象的来龙去脉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人类学家也许会选择在中国社会某个被遗忘的角落进行田野调查，然后在文化社会关系上做些文章。
也许很多人都和我一样，觉得这种问题太大太空，不知道从哪里回答起。这次辩论会的经历给了我很多启发，让我看到了以第三种眼光，一种非官方非学术的平民视角，来思索道德问题的可能性。我姑且称之为“道德思考的第三种眼光”。
树立“第三种眼光”，必须善于总结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困境。在这点上，时间和空间的两个维度可以帮助我们思考。比如，目前中国大学集体陷入“创一流”的焦虑中，对“大楼”，“大学术”，“大项目”趋之若鹜。从时间角度看，中国抗战时期在云南昆明成立的西南联大没有这三大，更没有所谓创一流的“使命感”。无可置疑事实却是，在物质极端匮乏的战争年代，西南联大培养出8位两弹一星的元勋，171位两院院士，和2位诺奖获得者。从空间的角度看，美国和欧洲的商科教育成熟，但主修商学的学生辅修艺术，哲学，文学非常普遍。即便是完全服务于商业目的的MBA教育或者全球统一的CFA（注册金融分析师）考试，商业“伦理”都是其必修或必考的内容。
当然国内外日趋一致的是对大学教师学术成果的评价指标。对他们而言，教书写文章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想办法多发文章在“核心”期刊上，同时兼顾研究经费的申请。俗语说，测什么得到什么（you get what you measured），这话一点不假。
哲学家康德31岁时谋得了第一份兼职教员的工作，他的工资数和前来听课的学生数成正比。50多岁的时候，他出版了人生的第一本专著，也就是举世闻名的“第一批判”（Critique of the Pure Reason）。按照今天的评价标准，早在康德出版这本书之前，他就会因为学术成果太少而被学校开除。
两个多世纪前的学术环境给了康德仰望星空的自由。今天，当我们被工作与生活的压力压得抬不起头来时，又怎么能奢望看得到智慧的星星？
最终决定道德讨论走向的不是讨论的组织者，而是讨论的参与者。当我们以一个普通人的眼光参与社会道德问题的讨论时，就可以扩大这些问题的影响力。毕竟，在一个注意力成为稀缺资源的社会里，参与本身就是力量。
注：作者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心理学博士，贝德福德郡大学组织行为讲师；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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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1-12 17:59:44